汪品先院士

　　汪品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海洋地质学家，现为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。长期致力于我国深海科学的发展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微体古生物与古海洋学。

　　《转型——我国基础研究的当务之急》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，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进入了世界。

　　当年看国际主流的英文报纸，关于中国只有个别的短新闻出现在角落里。如今变了，关于中国的新闻不是头条就是头版，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议论的热点。

　　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已经进入世界大循环，经济上建起了“世界工厂”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科技上研发队伍的人数居世界第一，SCI科技论文数世界第二。

　　现在要问：什么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？是科研队伍更多的人数，还是科学研究更多的论文？显然都不是。至少从基础科学研究来讲，当务之急在于转型。

　　40多年的发展本身就是在转型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只能出口原料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商品，而现在的国际竞争更加着重技术含量高的产品。形象地说，中国从打火机、领带夹一类的“地摊货”起家，发展到今天的高铁、5G，这就是转型。

　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从依靠廉价劳动力与原料，转到深加工的层面上来，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站稳。同样的转型也应该在科技界发生。但是，从基础研究的整体来讲，还没有认真地提上日程。

　　大多数科学家关心的是发表文章的数目和学术期刊的引用率档次，不大关心这些论文究竟能够回答什么问题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科技和经济一样走向全球化，但是两者同样都不平等。世界科技队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：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出“原料”、出数据，属于劳动密集型；发达国家出观点、出理论，属于“深加工”型。两种类型的不同产品，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都叫论文。中国当前面临的，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转型。

　　回顾20世纪80年代，刚从“文革浩劫”中走出来的中国科学家们，只能“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走”。可惜的是，时至今日，中国基础研究的宏观格局，至少从基础研究上讲，依然保持着开放初期的模式。

　　科学家们从外国学报上选来研究题目，买了外国生产的仪器进行分析，取得的结果用外国的文字在国外发表。

　　这种“两头在外”的模式，构成了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的主体，由此可以说当代的中国，成了世界科学界最大的“外包工”。

　　这种说法听起来很不悦耳，但是绝对无意自我“矮化”，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。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起步，比西欧晚了200年，因此中国发展现代科学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。

　　经过40年努力之后，亟需将“量变到质变”提上日程。科学历史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不断的创新，科学与宗教最大的不同也就在于挑战原有的认识。

　　科学的原始创新要求文化基础，中国拥有藏龙卧虎的科技队伍，底蕴深厚的华夏文化，理应为世界学术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　　为此，我国急需推进科学“转型”，从“外包工”转为也能进行“深加工”的学术高地。具体说，提出以下3点主张：

　　1）立足国内，开辟国际学术交流的第二战场。

　　要改变高层次的前沿科学只能用英文交流的局面。就像外贸用美元的同时也要推进用人民币结算，科学上也要在用英文的同时鼓励用汉语交流。

　　要争取源头创新在中国发生，就要鼓励高层次的科学深加工也能在国内进行。

　　尤其是涉及跨学科的主题，可以鼓励和海外华人、留学生在中国和我们一起用汉语开国际会议。

　　与经济上扩大内需、建立庞大的国内市场相对应，科学上最前沿、最新颖的思路，也可以首先用汉语出版，为此，出版界也要挺直腰杆走向国际。

　　2）鼓励创新，促进科学研究“中国学派”的出现。

　　真理只有一条，通向真理的道路有多条；尤其是部分基础科学具有区域性，比如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，因此“中国学派”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。

　　但是“外包工”格局所产生的科学评价系统，以外国刊物文章数量为主要标准， “生杀权”流落海外，不利于独立学派的产生，需要呼吁管理部门加以关心。

　　3）宏观着眼，开展基础研究的高层战略研究。

　　中国历来重视战略研究，但是要尽量防止流于形式，变成院士召集、青年执笔写本子，要杜绝参与者为自己预设题目、提前瓜分未来经费的恶习。